第58章 钢铁的磨砺(第2页)

斯大林本人就是格鲁吉亚人，属于少数民族出身，由他来掌管这个部门，似乎也顺理成章。这个职位，虽然不像外交、军事、经济等部门那样显赫，但却让他有机会接触和处理涉及到苏联广阔疆域内各个民族地区的复杂事务，也让他得以在这些地区培植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这对他日后在党内斗争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这样，斯大林，这个来自格鲁吉亚的鞋匠之子，凭借着在革命烈火中的磨砺和对列宁路线的坚定追随，成功地进入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权力核心。虽然此时的他，还远不是那个日后令人闻风丧胆的“独裁者”，但历史的齿轮，已经开始朝着那个方向，悄然转动。

十月革命的胜利，仅仅是在首都彼得格勒和少数几个工业中心取得了成功。在广袤的俄国腹地，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那些被推翻的旧势力、心怀不满的其他政治派别以及虎视眈眈的外国干涉者，很快就联合起来，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疯狂的反扑。一场残酷血腥的俄国内战，在1918年全面爆发。

苏维埃政权，一度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东、南、西、北，四面楚歌，红色的苏维埃共和国被白军和外国干涉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仿佛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斯大林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重要成员，也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他和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一起，进入了由列宁亲自组建的、拥有极大权力的五人紧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核心班底），共同商讨和决定关乎战争全局的重大决策。

在内战期间，斯大林多次被派往各个最关键、最危险的前线，执行重要的军政任务。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在报社里写文章、在会议上发言的理论家，而是要亲临火线，组织军队，调配物资，甚至直接指挥战斗。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对他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积累实战经验、培植军中人脉的宝贵机会。

其中，最能体现斯大林铁腕风格和政治手腕的，莫过于他在南方战线察里津（就是后来的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那段经历。

1918年夏天，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南方产粮区被白军和哥萨克武装控制，红色的首都和工业中心饥肠辘辘。为了打通南方的粮食运输线，也为了巩固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防御，斯大林被中央派往察里津，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全权负责该地区的粮食征集和军队组织工作。

察里津，地处伏尔加河下游，是连接俄国南方和中部的重要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当时，邓尼金领导的白军“志愿军”正从南方向这里逼近，形势万分危急。斯大林一到察里津，立刻就展现了他那雷厉风行、不容置疑的强硬作风。

在粮食征集方面，他根本不跟那些磨磨蹭蹭、讨价还价的地方官员和富农客气。谁敢私藏粮食、拒不交售？直接抓起来！甚至枪毙！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最严厉的“战时共产主义”手段，用铁腕甚至可以说是恐怖的方式，从当地农民手中搜刮粮食，运往前线和饥饿的城市。为了恐吓那些不合作的村庄，他不惜下令放火烧毁房屋，迫使农民就范。这种不计后果、只求结果的冷酷，让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对他既敬畏又恐惧。在整肃军队方面，斯大林更是毫不手软。当时察里津地区的红军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涣散，很多指挥员都是沙俄旧军队里过来的军官，忠诚度也值得怀疑。斯大林对这些“军事专家”充满了不信任。他大搞“肃反”，以“反革命”、“叛徒”、“间谍”等罪名，下令处决了许多被他认为不可靠的旧军官和指挥员。这种简单粗暴、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确实“震慑”了一些人，但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和专业指挥能力。

也正是在察里津，斯大林结识并大力提拔了两位日后成为他最亲密心腹和坚定支持者的红军将领——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和谢苗·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当时是第十集团军的司令，布琼尼则是着名的第一骑兵军的军长。斯大林与他们意气相投，在军事指挥和政治倾向上都比较一致（都比较排斥旧军事专家，强调红军的“阶级纯洁性”和政治委员的作用）。斯大林利用自己在中央的权力和影响力，为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部队争取了更多的武器弹药和物资补充，也为他们的晋升铺平了道路。而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也投桃报李，坚决拥护斯大林在察里津的领导，成为了他在军中最可靠的“自己人”。这个在察里津形成的“军事小集团”，日后对斯大林权力的巩固和苏联军队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大林在察里津的这种独断专行、无视中央命令（尤其是来自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滥用权力的做法，也引起了莫斯科中央（特别是托洛茨基）的严重不满。托洛茨基是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最高统帅，他主张建立一支正规化的、由经验丰富的旧军事专家（在政治委员的监督下）指挥的红军。他与斯大林在军事指挥原则、对待旧军事专家的态度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斯大林多次公开顶撞甚至拒不执行托洛茨基的命令，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列宁不得不亲自出面调解。

尽管如此，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指挥下，红军最终还是成功地保卫了察里津，打退了白军的进攻。这场胜利，虽然在整个内战全局中可能并非最具决定性的，但对斯大林个人而言，意义却非同小可。他不仅借此树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巩固了与第一骑兵军等重要军事力量的政治联盟，也让他尝到了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滋味。后来，当他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更是将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以此来永久纪念他本人在这场战役中的“丰功伟绩”。

如果说在察里津，斯大林更多的是展现了他作为“铁血委员”强硬冷酷的一面，那么在后来的苏波战争中，他的表现则更多地暴露出他性格中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甚至为了个人或派系利益不惜干扰全局的致命缺陷。

1919年至1920年，刚刚独立的波兰在毕苏斯基的领导下，趁着俄国内战，试图向东扩张势力，与苏俄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战争初期，波军一度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被激怒的苏俄红军随后发动反攻，由年轻气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西方面军，和由叶戈罗夫指挥、斯大林担任政治委员的西南方面军，兵分两路向西推进。

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战略意图，西方面军应作为主攻方向，直取波兰首都华沙，争取一举击溃波兰主力，甚至将革命的火焰烧到中欧去。而西南方面军的任务，则是配合西方面军的行动，从南翼牵制和打击波军。

然而，斯大林这位西南方面军的“政委大人”，却对这个战略部署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更看重攻占波兰南部的重镇利沃夫（当时是乌克兰西部的重要城市，波兰也想占有）。他可能觉得，拿下利沃夫，不仅能扩大苏维埃在乌克兰的影响力，也能为自己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于是，他不顾莫斯科中央的再三催促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求援，固执地命令归他指挥的、由布琼尼率领的第一骑兵军主力继续猛攻利沃夫，而没有按照原计划北上支援正在向华沙挺进的西方面军。

结果呢？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在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情况下，在华沙城下遭到了波兰军队的迎头痛击，被打得溃不成军，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维斯瓦河奇迹”。而猛攻利沃夫的西南方面军，也同样在波军的顽强抵抗下未能得手，最终也是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