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明斯克的口袋(第2页)

而就在明斯克城内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时候，城里的苏联官方广播电台，可能因为通讯中断或者官僚主义的惯性，据说还在按照战前的节目单，播放着“形势一片大好”、“红军正在英勇反击”、“胜利必将属于我们”之类的豪言壮语。这种广播里的“歌舞升平”与街头巷尾的断壁残垣、遍地狼藉形成的巨大反差，无疑是对这场灾难性失败最辛辣的讽刺。

如此惨重的失败，总得有人来背这口“黑锅”吧？斯大林同志可不是那种会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的人。他需要一个（或者一批）替罪羊，来平息国内外的质疑，来为这场灾难性的开局“买单”，也顺便“杀鸡儆猴”，震慑一下那些可能“指挥不力”的将军们。

这个“幸运儿”或者说“倒霉蛋”，很快就找到了。他就是苏联西方面军司令员——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这位将军，也算是一员老将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苏芬战争中也立过战功，在战前被认为是苏军中比较有经验的装甲兵指挥官之一。但可惜的是，他面对的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这支最精锐、最强大的突击力量，再加上战前部署的失误和斯大林那道“不准挑衅”的死命令的束缚，使得他在战争爆发初期，几乎是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方面军主力被德军分割包围，最终走向覆灭。

明斯克陷落后不久，巴甫洛夫就被紧急召回了莫斯科。迎接他的，不是安慰和总结教训，而是冰冷的手铐和秘密警察的审讯室。

1941年7月2日，巴甫洛夫及其西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成员（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少将、通讯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少将、炮兵主任克利奇中将等人）被正式逮捕。他们被指控犯有“指挥无能”、“玩忽职守”、“惊慌失措”、“丧失指挥权”、“致使大量武器装备落入敌手”等一系列罪名，甚至还被扣上了“反苏维埃阴谋”和“叛国”的大帽子！

审判过程极其草率，在斯大林的亲自干预下，军事法庭很快就做出了判决。7月22日，巴甫洛夫及其主要同僚，被执行枪决！

巴甫洛夫的被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他固然对西方面军的惨败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但将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他一个人，显然是不公平的。战争初期的溃败，是苏联战前战略判断失误、军事思想落后、大清洗对军队指挥层的严重破坏、以及斯大林本人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意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巴甫洛夫，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成了这场巨大灾难的一个“替罪羊”。

据说，在最后的审讯中，当巴甫洛夫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时，他向审判人员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请求：“请允许我戴着军帽死去。”这位曾经统帅几十万大军的将领，最终还是希望能以一个军人的身份，来面对死亡。这个小小的细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军人的悲哀和无奈。但在1957年，斯大林死亡的4年后，赫鲁晓夫把巴甫洛夫与其他被处军官被平反，并恢复名誉。

西方面军的惨败和明斯克的陷落，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斯大林和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头上。他们终于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远远超出了他们最初的预料。苏联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非常措施”，来挽救危局。

1941年6月30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八天，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联共中央政治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合通过决议，宣布成立一个最高国家领导机构——国家防卫委员会（简称gko）。

这个gko，可以说是集中了当时苏联党、政、军的一切最高权力。它有权向所有国家机关、党组织、军事部门、工会组织乃至全体公民下达具有绝对约束力的命令和指示。它的所有决议，都等同于战时法律，必须无条件执行。国家防卫委员会的主席，自然非斯大林莫属。委员会的其他初始成员，也都是当时苏联最高层的核心人物，包括：莫洛托夫（副主席，负责外交和政府事务）、伏罗希洛夫（负责军事工业和后备力量）、马林科夫（负责党务和干部）、以及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负责国家安全和肃反）。后来，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委员会的成员也有所调整和增加，像沃兹涅先斯基（负责计划经济）、米高扬（负责贸易和后勤供应）、卡冈诺维奇（负责交通运输）等人也先后加入。而像朱可夫这样的重要军事将领，虽然不是gko的正式成员，但也经常列席会议，参与最高军事决策的制定。

gko的成立，标志着苏联的权力结构，在战争的极端压力下，完成了从和平时期的“集体领导”向战时“个人高度集权专政”的彻底转变。斯大林通过gko这个机构，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地集中到了自己手中，成为了整个苏联战时体制的绝对核心和最高主宰。

在讨论成立gko的会议上，面对当时极其严峻的军事形势和斯大林本人在战争初期一度出现的“消沉”状态，党内高层（比如莫洛托夫自己或者其他人）可能也曾有过一些其他的想法或建议，比如是不是可以暂时让莫洛托夫（作为政府首脑）来主持大局，或者成立一个更具“集体领导”色彩的战时委员会。但这些想法，都被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当场拒绝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分享或挑战他的最高权力，尤其是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刻，他更需要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起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指挥这场战争。

在完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后，斯大林还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沉默太久了。

自6月22日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长达十一天未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这种“沉默”，一度在社会上引发混乱和不安。在7月3日，沉默终于被打破。斯大林通过广播发表了他亲自撰写并审定的战时第一次全国讲话。

那一天，苏联千百万收音机前的人民，第一次听到这个习惯以“同志们”自称的统帅，突然换了一个开场白——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陆海军的战士们！”

这种称呼，在苏联宣传中是极不寻常的。它不仅突破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语言范式，更触动了普通百姓最本能的民族情感。“兄弟姐妹们”，那是一种家庭式的召唤，是当故土面临灭顶之灾时的血脉唤醒。

在这篇讲话中，斯大林首次正式将这场战争命名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呼吁全民团结，进行全面抵抗与焦土政策，并鼓励在被占区组织游击战。他承认苏联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强调“我们必须保卫每一寸苏联的土地，不惜一切代价！”

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语言和诉求发生了深刻转变。这次讲话不仅有对希特勒与纳粹的猛烈谴责，也夹杂着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东正教色彩，它不再局限于抽象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诉诸于“保卫祖国”“扞卫人民”“反抗外辱”的本能情感。这一宣传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让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人都找到了共同战斗的理由。

因为此刻，“共产主义”或许还不足以让人赴死，但“家国”可以。

从组织上看，gko的强权集中为战争体制提供了钢铁般的执行力；而从精神动员上看，7月3日的讲话则为全社会注入了灵魂。这套政治—宣传的双重机制，是苏联能够在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逐步组织起反攻力量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