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离烟雨 作品

第74章 从咆哮到萧条(第2页)

国际贸易的急剧萎缩与危机的全球蔓延: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消费市场和债权国。美国经济一打喷嚏,全世界都得跟着感冒。大萧条爆发后,美国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在1930年由胡佛总统签署了那个臭名昭着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到近60%!这种典型的“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立刻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连锁报复,纷纷提高对美国商品的关税。结果呢?国际贸易额急剧萎缩了三分之二以上!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被割裂,经济矛盾日益加剧。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就这样,迅速地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从欧洲到亚洲,从拉丁美洲到澳大利亚,到处都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银行破产、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

那么,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经济大灾难,仅仅是因为华尔街的投机泡沫破裂吗?当然不是!股市的崩盘,更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背后,反映的是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咆哮的二十年代”那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早已积累起来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的缺陷。

贫富差距悬殊,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最根本的原因。20年代的美国,虽然整体上看起来经济繁荣,但财富分配却极其不公。一小撮最富有的家庭(大约占人口的1%)掌握了国家近40%的财富,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其收入增长却远远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这就导致了社会总供给远远大于社会总有效需求的局面。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大部分老百姓的钱包却越来越瘪,买不起那么多东西。东西卖不出去,自然就要积压,最终导致生产过剩,企业减产裁员,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农业的长期困境:美国的农业,在整个20年代就一直处于萧条状态。一战期间,为了支援欧洲,美国农业大规模扩张。战争一结束,欧洲农业恢复,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锐减,导致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卖不上价钱,还要偿还之前购买土地和农机欠下的债务,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农业的萧条,不仅削弱了农村的购买力,也使得大量农民破产,涌入城市寻找工作,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不受约束的信贷扩张与金融投机:20年代的美国,金融监管极其宽松,各种信贷消费(比如分期付款买汽车、买房产)和股票市场上的保证金交易大行其道。这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的虚假繁荣,但也吹起了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一旦泡沫破裂,整个信贷体系就会崩溃。

脆弱的银行体系:当时的美国,拥有成千上万家独立经营的小银行,它们大多规模小,资本金不足,而且缺乏有效的联邦监管和存款保险制度。这种分散而脆弱的银行体系,在面临大规模挤兑风潮时,根本不堪一击,很容易引发连锁倒闭。

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打乱了原有的国际金本位制和贸易秩序。战后,围绕着战争债务和德国赔款问题的无休止的争吵,使得欧洲国家的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而美国推行的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更是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和经济失衡,使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都变得异常脆弱。

可以说,1929年的那场股灾,就像一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早已埋藏在美国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炸药。一场席卷全球、持续时间最长、破坏力也最大的经济“完美风暴”,就此猛烈地爆发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大灾难,当时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那位总统先生——赫伯特·胡佛,可就倒了大霉了。

胡佛这个人吧,其实也不是个等闲之辈,甚至可以说是个相当有能力的人。他早年是个成功的矿业工程师,靠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白手起家,积累了巨额财富,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他又因为出色地组织和领导了对欧洲(特别是比利时等国)的粮食援助工作,拯救了无数饥饿的生命,赢得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效率卓着的管理者”的美誉。1928年,他凭借着这股“能干”、“高效”、“有爱心”的“工程师”光环,以及当时美国普遍的繁荣景象,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那时候,谁也没想到,仅仅在他上任一年之后,一场足以把他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经济大灾难,就会从天而降。

大萧条爆发初期,胡佛总统和他的政府,对危机的严重性和持续性明显估计不足。他们可能觉得,这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市场周期性调整,就像以前发生过的那些经济危机一样,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好转。胡佛本人,也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忠实信奉者。他深信“美国精神”的核心在于“坚韧不拔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和品德,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经济,更不能直接向失业者提供大规模的联邦救济,因为那样会削弱人民的自力更生精神,滋生懒惰,破坏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于是,在危机初期,胡佛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些不痛不痒的“精神疗法”和“道义劝说”。他召集工商界领袖开会,发表乐观的讲话,呼吁他们顾全大局,尽量不要减薪裁员;他鼓励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比如红十字会、救世军等)行动起来,去救济那些失业和贫困的民众;他还反复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保证:“繁荣就在拐角处”他希望通过恢复公众的信心,来促使经济自行复苏。

可这“拐角”,美国人民等啊等,怎么也等不到。危机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严重,失业人数越来越多,银行倒闭得越来越快,工厂关门的也越来越多。

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胡佛总统也不是完全没有作为,他也意识到光靠“喊口号”是不行的。他也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政府干预措施,比如:

扩大公共工程开支:他批准了一些大型的联邦政府公共工程项目,比如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的胡佛水坝,以及一些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他希望能通过这些项目,来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缓解失业压力。但这些项目的规模和实施速度,相对于汹涌的失业大潮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

成立复兴金融公司:到了1932年初,眼看着危机毫无缓解的迹象,胡佛总统终于被迫采取了更大一些的干预措施。他效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些做法,推动国会通过法案,成立了复兴金融公司。这个机构由联邦政府出资,旨在向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铁路公司、保险公司等大型企业提供紧急贷款,希望能通过“输血”给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动脉”,来稳定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防止其彻底崩溃。

但这些措施,效果都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收效甚微。复兴金融公司的贷款,主要流向了那些大银行和大企业,并没有直接惠及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失业工人和普通民众。很多人批评胡佛政府这是“只救济富人,不救济穷人”,“宁可把钱给银行家,也不肯给饿肚子的老百姓”。

胡佛总统最根本的失误,在于他始终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彻底抛弃他那套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学思想和“平衡预算”的财政信条。他不愿扩大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肯采取更大规模的、更直接的、更激进的联邦干预措施来大规模刺激经济、直接救济失业人民。他害怕政府干预会破坏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能力,害怕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会动摇国家的信用基础,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在史无前例的大危机面前,显得过于“被动”、“保守”甚至可以说是“僵化”的态度,使得他的所有努力都难以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反而让危机持续恶化,也让他自己彻底失去了民心。

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美国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也达到了顶点。成千上万因为失业或破产而无家可归的人们,只能用捡来的破木板、废铁皮、旧轮胎、烂纸箱,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公园的角落、甚至垃圾场旁边,搭建起简陋的、摇摇欲坠的棚屋栖身。这些肮脏拥挤、臭气熏天、充满了饥饿、疾病和绝望气息的贫民窟,被愤怒而又无奈的人们,用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名字来称呼——“胡佛村”或“胡佛帐篷城”。这些“胡佛村”,就像一道道流着脓血的疮疤,遍布在美国各大城市的肌体之上,也成为了胡佛政府冷漠无能、应对危机失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