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 杜立特的复仇(第2页)

原计划，哈尔西的舰队将搭载着杜立特的轰炸机，秘密航行到距离日本本土约400至500海里（约740至926公里）的海域，然后b-25机群再起飞，执行轰炸任务。这样，飞机在完成轰炸后，才有可能凭借剩余的油料，勉强飞抵中国境内的机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1942年4月18日清晨，当哈尔西的舰队还在距离日本本土约650至700海里（约1200至1300公里，不同史料记载略有出入，但肯定比原计划远了不少）的海域时，舰队的雷达突然发现了一艘正在附近游弋的日本特设哨戒艇（可能是改装的渔船）“日东丸23号”！

情况万分紧急！虽然美军驱逐舰迅速上前，将这艘日本哨艇击沉，但谁也无法保证，它在被击沉之前，有没有通过无线电，将发现美国航母编队的情报发回日本本土。如果情报泄露，那么杜立特的整个轰炸计划就将功亏一篑，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特混舰队都面临被日本海军反击的危险！

时间不等人！哈尔西和杜立特在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商议之后，当机立断——提前起飞！立刻起飞！尽管此时的起飞位置，比原计划提前了近十个小时，也远了至少两百多海里！这意味着，b-25轰炸机在完成轰炸任务后，能够安全飞抵中国机场的希望，将变得更加渺茫！

“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上，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海面上风浪不小，航母在波涛中剧烈地颠簸摇晃。第一架b-25轰炸机的驾驶员，正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官，杜立特中校本人！他要亲自为他的弟兄们，飞出这“第一条血路”！

他驾驶着沉重的轰炸机，在长度不足150米的飞行甲板上，迎着刺骨的海风，开足马力，奋力滑跑！飞机像一头笨拙的巨鸟，在甲板的尽头，惊险地、几乎是擦着浪花，顽强地抬起了机头，摇摇晃晃地飞向了阴云密布的天空！

紧接着，第二架、第三架……一架又一架的b-25轰炸机，在飞行员们高超的驾驶技术和九死一生的勇气之下，奇迹般地从“大黄蜂”号那短促而又颠簸的甲板上，成功起飞！

每一架b-25轰炸机上，都携带着4枚500磅（约227公斤）的炸弹，其中包括一枚燃烧弹。他们的目标，是日本的首都东京，以及横滨、名古屋、神户、大阪等几座重要的工业城市。

在起飞前，为了应对在中国境内迫降或跳伞后可能遇到的语言不通的困境，杜立特还特意教给每一个机组成员一句简单的中文：“我是一个美国人。”希望这句简单的表明身份的话，能在关键时刻，帮助他们获得中国人民的帮助。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杜立特本人，还在自己的军装口袋里，揣着一枚特殊的“纪念品”——那是他早年访问日本时，日本方面授予他的“日美亲善勋章”。他打算在把炸弹扔到东京之后，顺便把这些代表着虚伪“友谊”的勋章，也一并“还”给日本人！

16架b-25轰炸机，在杜立特的带领下，排着松散的编队，在低垂的云层掩护下，向着西方，向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即将为它的狂妄付出代价的“太阳帝国”，义无反顾地飞去！

经过数小时的超低空远程飞行，克服了导航的困难和对油料耗尽的担忧，杜立特的16架b-25轰炸机，终于在1942年4月18日中午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飞临了日本本土的上空！

当天日本本土的防空体系，可以说是形同虚设！高射炮兵还在打瞌睡，战斗机也没有进入戒备状态，雷达系统（如果有的话）似乎也成了摆设。杜立特的机群，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就顺利地飞抵了各自预定的目标城市上空。

具体的轰炸目标和战果（虽然当时难以精确评估，很多是基于飞行员返航后的回忆和日方后来的间接资料），大致如下：

东京：作为日本的首都和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东京自然是杜立特机群的首要攻击目标。杜立特本人驾驶的1号机，以及后续10架飞机都将炸弹投向了东京市区及其周边的军事和工业目标。

被命中的目标包括：位于东京北区的一家大型兵工厂（可能包括枪炮制造厂或弹药库）、东京湾沿岸的一些造船厂和码头设施、几处发电厂和变电站、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和桥梁、以及一些军政办公区域。

炸弹落下后，东京市区的多个地点燃起了大火，浓烟滚滚，爆炸声此起彼伏。很多正在街头巷尾享受周末午后阳光的东京市民，被这突如其来的空袭吓得是魂飞魄散，四散奔逃。日本的防空警报，直到美军飞机已经开始投弹之后，才手忙脚乱地拉响。

横滨：由7号机（驾驶员特德·劳森，他后来写了着名的回忆录《东京上空三十秒》）等飞机负责攻击。目标主要是横滨港的码头、仓库、炼油厂以及一些飞机零部件制造厂。劳森的飞机在投弹时，遭到了地面高射炮火的攻击，飞机受损，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投弹任务。

名古屋：由10号机和11号机等负责攻击。目标主要是三菱重工等飞机制造厂和航空发动机厂。这些工厂为日本海军和陆军生产了大量的“零式”战斗机和各种军用飞机。

神户与大阪：由12号机、13号机、14号机等负责攻击。目标主要是这两座重要港口城市的造船厂、钢铁厂、机械厂以及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

其他目标：还有一些飞机，可能因为导航偏差或者目标临时改变，轰炸了像横须贺（日本海军的重要基地）、川崎等地的其他一些工业或军事目标。

虽然从纯军事角度看，杜立特空袭对日本造成的实际物质损失，其实非常有限。总共也就投下了十几吨炸弹，炸毁或炸伤的工厂、仓库、建筑物数量也不算太多，对日本整体的战争能力，并没有造成伤筋动骨的打击。

但是！这次空袭的心理和政治冲击，却是空前巨大，甚至是难以估量的！

它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那些一直沉浸在“皇军不可战胜”、“日本本土绝对安全”的狂热迷梦中的日本军政高层和普通民众的脸上！它以一种最直接、也最残酷的方式，向他们宣告：战争，已经打到了你们的家门口！你们所谓的“铜墙铁壁”，并非牢不可破！

完成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任务之后，杜立特的16架b-25轰炸机，立刻调转机头，向着西南方向，也就是他们预定的降落和避难地点——中国。

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段更加艰难、也更加充满了未知和危险的航程。

燃油不足，各自为战：由于起飞位置比原计划远了数百海里，大部分b-25轰炸机在飞抵日本本土上空并完成投弹后，机内的燃油都已经所剩无几，根本不可能再坚持飞到原先预定的、位于中国浙江衢州等地的正规机场了。飞行员们只能依靠最后的燃油，尽可能地向中国大陆方向飞行，然后自求多福，在燃油耗尽前选择迫降或跳伞。

16架飞机，最终的命运各不相同：

15架飞往中国：这15架飞机，在燃油耗尽后，其机组成员大多在中国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份的沿海或内陆山区，选择了跳伞或迫降。由于当时正值黑夜，天气恶劣（很多地区下着大雨），再加上地形复杂，很多飞机在迫降时都发生了坠毁，或者机组成员在跳伞后失散。

1架迫降苏联：只有一架b-25轰炸机（由约克上尉驾驶的8号机），因为在轰炸东京时油耗过大，实在无法飞抵中国，被迫改变航向，向北飞往了苏联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并在那里安全迫降。但由于当时苏联与日本签有《苏日中立条约》，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苏联方面将这架飞机的机组成员“软禁”了起来，一年多以后，他们才在一次精心策划的“集体越狱”中，通过伊朗（当时是盟国的势力范围）辗转返回了美国。

通信失误，机场无备：更要命的是，由于担心泄露行动机密，美方在空袭行动之前，并没有告诉中国有这么个行动，那些原先预定作为降落点的中国机场（比如浙江衢州机场），并没有做好迎接美军飞机的准备，机场上甚至没有灯光指引，这就使得那些原本还有希望能够在中国机场安全降落的美军飞机，最终也只能在绝望中选择迫降或跳伞。

尽管困难重重，但当那些跳伞或迫降的美军飞行员，落入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山区之后，他们却得到了当地中国军民（包括国民党地方部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以及无数普通的农民、渔民、商人、教师、学生等）奋不顾身的、感人至深的营救和帮助！

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中国人民自己尚且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他们却把那些素不相识的、长着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朋友”（他们知道这些美国人是来帮中国打日本鬼子的），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他们冒着被日军发现和报复的巨大危险，将受伤的美军飞行员从深山老林里抬出来，藏在自己家里，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和药品给他们吃，为他们疗伤，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躲避日军的搜捕，并最终将他们安全地护送到后方的国民政府控制区或者游击队根据地。

在这场遍及中国东南数省的大营救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有一个故事流传甚广，也最能体现中美两国人民在患难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在浙江沿海的一个小村庄，一对名叫赵小宝的新婚夫妇，在自家的阁楼里，冒着生命危险，藏匿并照料了一名在迫降中受伤的美军飞行员（据说是3号机的投弹手罗伯特·格雷中尉）。他们每天偷偷地给飞行员送饭送水，为他清洗伤口，躲避日军的搜查。后来，在这对善良夫妇和当地村民的帮助下，这名飞行员最终得以安全脱险，回到了美国。1992年，受美国方面邀请，赵小宝及其他帮助过美军飞行员的人们受到当时美国国防部长亲自接见，并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并感谢他们英勇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