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价格屠夫？不，是鲶鱼效应！

告别了父母殷切的叮嘱和那份沉甸甸的、用手绢包裹的积蓄，秦奋踏出了家门，也正式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创业征程。秋日的阳光带着一丝凉意，洒在他年轻而坚毅的脸上。此刻的他，兜里揣着一万三千多元的“巨款”——这是他过去一段时间所有努力和冒险的成果，再加上父母倾囊相助的五百多元，总计近一万四千元。这笔钱，在1980年的普通人看来，无疑是天文数字，足以盖几栋气派的房子，或者舒舒服服地过上好几十年。然而，秦奋清楚，对于要创办一个哪怕是最简陋的精密机械加工点来说，这点钱，依然捉襟见肘，每分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

万事开头难，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地。

他需要一个地方，既能放下至少一两台机床，还要有足够的空间堆放原材料和成品，最好还能隔出一个小小的角落，供他休息和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虽然现在连一张像样的订单都没有。

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必须要有三相工业用电。没有380伏的动力电，再好的机床也只是一堆废铁。这在居民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将目光投向城市的边缘地带，或者那些管理相对松散的、可能存在闲置厂房或仓库的区域。

接下来的几天，秦奋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尤其是那些靠近郊区、或者老工业区的地方。

他不再是那个穿着干净工装、出入技术科受人尊敬的技术员，而是变成了一个风尘仆仆、四处打听的“待业青年”——至少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是这样。

寻找场地的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

八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浪潮虽然已经涌动，但远未到后世那种信息发达、租赁市场成熟的程度。大部分的厂房、仓库都还牢牢掌握在各个单位、街道或者集体组织手里，私人出租的概念才刚刚萌芽，而且往往带着一种不确定和不规范。

他先是去了几个据说有闲置仓库的街道工厂打听。接待他的多是些爱答不理的留守人员，或者警惕性很高的老干部。一听说他是个体户，想租地方搞加工，对方的眼神立刻就变了，要么直接摆手说没有，要么就报出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把他当成了“待宰的肥羊”。

“小同志，我们这地方可不是随便租的，这是集体财产。”一个戴着袖章的老大爷，上下打量着秦奋，语气里带着审视，“再说了，你搞机械加工？叮叮当当的，扰民怎么办？用电量大，线路负荷得了吗？安全生产谁负责？”

一连串的问题，问得秦奋哑口无言。他明白，这不仅仅是租金的问题，更是一种观念上的隔阂和对个体经济的不信任。

他也尝试过去找一些城中村或者城乡结合部的民房。有些人家确实有空置的院子或者厢房，但大多存在硬伤。要么就是面积太小，连台像样的车床都放不下；要么就是只有220伏的照明电，根本带不动工业设备；还有些地方，道路狭窄，连运送设备和材料都成问题。

有一次，他看中了一个废弃的砖瓦窑，地方够大，也够偏僻，租金也便宜。可他刚跟看管的老头谈妥，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那地方连电线都没扯过去，更别提工业用电了。要想通电，得自己从几百米外的主线上拉线，光是这笔费用就够他喝一壶的。

几天下来，秦奋跑得两条腿都快蹬断了，嘴皮子磨破，却还是一无所获。风餐露宿，啃着冰冷的馒头，望着城市傍晚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一股深深的疲惫和挫败感涌上心头。

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离开体制的庇护，独自在市场中打拼是多么不易。在红星厂，只要他提出技术需求，相关的部门就会协调解决，水电、场地、设备维护，都有专人负责。而现在，所有的一切，哪怕是最基础的条件，都需要他自己去争取，去碰壁，去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