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7章 《符号解构与存在之思》(第2页)

二、多维意象的并置与存在困境的显影

《距离》的意象体系呈现出独特的多维性与层次性。从“你，我”的个体关系，到“我哋，社群，中外”的群体联结，再到“星，月，太阳”的宇宙图景，诗人以跳跃性的思维将不同维度的意象并置在一起。这种意象的并置并非简单的罗列，而是构建起一个关于“距离”的立体坐标系。个体之间的情感距离、社群之间的文化距离、天体之间的物理距离，在诗歌中形成了互文性的隐喻关系。

在存在主义哲学语境下，这些意象的并置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根本困境。萨特曾提出“他人即地狱”的着名论断，强调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隔阂。《距离》中“你，我”与“我，你，佢”的反复书写，恰似在描绘这种存在困境：个体既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又无法真正跨越心灵的鸿沟。而“星，月，太阳”等天体意象的引入，则将这种个体困境置于宇宙的宏大背景之下，凸显出人类存在的渺小与孤独。

三、正负之辩：哲学悖论的诗性表达

诗歌最具张力的部分，在于对“正值”与“负值”的辩证思考。“嘟喺正值/冇有负值嘅值/嘟系负值！”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从数学角度看，“正值”代表着确定的存在，而“负值”则指向虚无与缺失。诗人在此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揭示出存在与虚无的相对性。

这种哲学悖论的诗性表达，与道家“有无相生”的思想不谋而合。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距离》中的“正值”与“负值”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中，看似紧密的“正值”联结，实则可能隐藏着深深的疏离；而表面的“负值”隔阂，或许蕴含着理解与共鸣的可能。这种辩证思维的引入，使诗歌超越了单纯的情感抒发，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