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行动目标：希特勒(第2页)

教会的良知危机

德国的基督教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对纳粹政权的反应，是极其复杂且充满矛盾的，远非一个简单的“反抗”或“合作”的故事。

在纳粹上台初期，许多教会的领袖，都对其表示欢迎。他们天真地将纳粹，视为抵御“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一道坚固壁垒，并认同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1933年，梵蒂冈甚至还与纳粹德国，签订了《政教协定》，希望以此来保障天主教会自身的权益。而希特勒，则借此，获得了重要的国际外交承认。

然而，随着纳粹政权的极权主义和反基督教的本质，日益暴露，教会的内部分化，也开始加剧。

一部分狂热的神职人员，特别是新教中的“德意志基督徒”运动，疯狂地支持纳粹，甚至试图将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融入到基督教的教义中。

另一部分有良知的神职人员，则开始警醒，并形成了抵抗的力量。其中最着名的，是以马丁·尼莫拉牧师和迪特里希·潘霍华牧师为代表的“认信教会”。他们公开反对国家对教会事务的干预，并因此遭到了纳粹的残酷镇压，许多牧师被逮捕入狱。

尽管存在这样的抵抗，但总体而言，德国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纳粹犯下的最深重的罪行面前，表现出了令人不安的、可耻的沉默。

在1938年11月，那场针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大屠杀期间，几乎没有一位教会的领袖，站出来公开谴责暴行。更甚者，许多地方的教会，还主动向纳粹当局，提供了他们保存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教区洗礼记录。而这些记录，被纳粹用来甄别和追查那些有犹太血统的“非雅利安人”，从而在客观上，协助了纳粹的种族迫害政策。

教会的抵抗，大多局限于维护自身的独立性，而未能将矛头，指向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群体，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保守派的觉醒与施陶芬贝格的转变

最终，对希特勒构成最致命威胁的抵抗力量，并非来自外部的政治反对派，也不是来自教会的良知，而是来自这个政权内部的核心精英——一群保守的德国贵族、高级文官和国防军的高级军官。

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是民主主义者。他们是传统的、信奉荣誉和秩序的普鲁士爱国者。他们反对希特勒，起初并非是出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憎恶，而是源于一种非常务实的担忧，那就是：希特勒这个疯子、这个来自奥地利的下士，他那套鲁莽和狂热的赌博式外交和军事政策，最终会将德意志，引向彻底的毁灭。

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包括莱比锡市的前市长卡尔·格德勒（他后来被密谋集团，内定为刺杀成功后的新政府总理），以及德国陆军的前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贝克将军，早在1938年，就因为反对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冒险计划，而愤然辞职。他预见到，这将引发一场德国根本无法获胜的世界大战。

然而，将这种保守派的忧虑，最终转变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刺杀行动的，是一个人的出现。他的名字，叫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

施陶芬贝格的转变历程，是整个德国抵抗运动的缩影。

他出身于德国南部一个古老的天主教贵族家庭，是一位英俊、儒雅、富有才华的职业军官。在纳粹上台初期，他也曾一度被希特勒那套复兴民族、重振军备的口号所吸引，并对希特勒的某些政策，表示过支持。

但他的虔诚信仰和与生俱来的贵族正义感，使他无法容忍纳粹政权的粗鄙和无法无天。特别是“水晶之夜”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纳粹对教会的不断打压，让他感到了深深的厌恶。

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他被派往东线战场之后。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党卫军的“特别行动队”，对犹太人、苏联战俘和无辜的平民，所进行的、系统性的、工业化的大屠杀。

战争的残酷，与政权的罪恶，像一柄重锤，彻底击碎了他对希特勒仅存的任何幻想。他的反抗动机，从最初的、政治和军事上的考量，升华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沉重的道德责任。

正如他后来对他的一位同伴所言，刺杀希特勒，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必要，更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是良知的叛徒。”

然而，这些精英密谋者的处境，是极其孤独的。纳粹政权通过其成功的经济政策（至少在战前）和无孔不入的宣传机器，确实在相当一部分德国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与此同时，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建立的恐怖统治，使得任何公开的反对声音，都会被迅速地扼杀。整个社会，被原子化了，人们生活在恐惧和相互猜疑之中。

这导致了历史学家汉斯·蒙森所说的“没有人民的抵抗运动”。

施陶芬贝格和他的同伴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一个道德的真空中行动。他们试图拯救的德国人民，很可能在事后，会将他们视为卑鄙的、在背后捅刀子的叛徒。这种沉重的、不被理解的心理负担，伴随了他们行动的每一步。

在1944年7月20日那决定性的一天到来之前，密谋集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周密，但最终都因为各种离奇的原因而失败的刺杀行动。

这些“血色的预演”，不仅展现了他们日益坚定的决心，也凸显了希特勒那匪夷所思的、如同开了外挂一般的运气。命运的天平，似乎总是在最后一刻，向这位独裁者倾斜。

1943年3月，密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中央集团军群的作战指挥官，亨宁·冯·特雷斯科夫少将，策划了一次极其精妙的行动，代号“火花”。

计划是这样的：在希特勒视察位于斯摩棱斯克的中央集团军群总部后，将一枚定时炸弹，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上他返回东普鲁士“狼穴”总部的专机。

炸弹本身，就是一件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它由英国制造的高性能塑胶炸药制成，配备了无声的、通过腐蚀金属丝来引爆的酸性化学定时引信。为了掩人耳目，这块炸药，被巧妙地伪装在一个包裹里，看起来，就像是两瓶准备送给朋友的、高档的法国君度力娇酒。

行动当天，特雷斯科夫的副官，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负责执行这最关键的一步。他找到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海因茨·布兰特上校——请记住这个名字，他正是日后在“狼穴”的会议室里，无意中移动了施陶芬贝格炸弹的那个人——并请求他，将这个“礼物”，顺便带回德国，交给一位朋友。

就在希特勒登机前，施拉布伦多夫用一把钳子，悄悄地捏碎了引信的玻璃管，启动了定时器。然后，他将这个致命的包裹，交给了毫无戒心的布兰特上校。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对在斯摩棱斯克的密谋者们来说，是无比煎熬的等待。按照计划，飞机将在起飞约30分钟后，在空中爆炸。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等来的，却是希特勒的专机，已经安全降落在“狼穴”总部的消息。

刺杀，失败了。事后分析，极有可能是因为飞机的货舱内，没有加温设备。北欧高空的极度严寒，冻结了引信里的化学酸液，使其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