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一场注定的失败(第2页)

就在本德勒大楼的庭院里，借着一辆军用卡车那昏暗的车头灯光，行刑队举起了枪。

在倒下前的最后一刻，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他最后的遗言：

“我们神圣的德意志万岁！”

枪声响起，这位勇敢的、孤独的抵抗者，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死，标志着这场德国抵抗运动最高潮的终结。然而，对于成千上万和他有关联的人来说，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720事件，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完美的借口。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他早就看不顺眼的、那些内心并不忠诚的国防军传统贵族军官团，以及所有潜在的反对者，进行一次彻底的、血腥的大清洗。

权力的天平，在这一夜，彻底倒向了纳粹党最激进、最残暴的派系——党卫队。

希特勒立即授权党卫队的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全权负责“净化”国家。希姆莱马上成立了一个由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穆勒挂帅的“7月20日特别委员会”，在全德国，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史无前例的大搜捕。

这不仅仅是对一次未遂政变的反击，这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旨在彻底摧毁旧德国精英阶层的权力交接。希姆莱不仅负责调查，还被任命为后备军的新司令。这意味着，德国的军队，这个普鲁士精神最后的堡垒，从此被彻底置于了党卫队的控制之下。

盖世太保的恐怖网络，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迅速笼罩了整个德国。据统计，约有7000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被陆续逮捕。审讯室里，酷刑、讹诈、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许多人，在无法承受的折磨下，供出了更多的名字，导致这张网越收越紧。

随后，这些被捕者，被送上了由一个叫罗兰·弗莱斯勒的法官，所主持的“人民法院”接受审判。

说这是“审判”，都是对法律这个词的侮辱。这完全是一场场精心编排的、旨在公开羞辱被告的政治表演。

这个弗莱斯勒，根本不是什么法官，他就是一个穿着法袍的疯子。在法庭上，他从不让被告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他用最恶毒、最下流的语言，对着这些曾经是将军、是市长、是贵族的被告们，进行疯狂的咆哮和人身攻击。他嘲笑他们因为被剥夺了军衔而不得不提着不合身的裤子，他辱骂他们是“猪”、“败类”。整个过程，都被摄像机拍了下来，希特勒本想把这些录像，作为宣传片，向全国播放，以儆效尤。但后来发现，弗莱斯勒在法庭上的表现，实在太过歇斯底里，太过令人作呕，连戈培尔的宣传部都觉得，这玩意儿要是播出去，非但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会让人心生同情，于是，就作罢了。

判决，当然是早就内定好的——死刑。

1944年8月8日，第一批被判刑的密谋者，在柏林的普洛岑湖监狱，被执行了处决。根据希特勒本人的亲自命令，他们要以一种最痛苦、最屈辱的方式死去。他们被剥光衣服，用钢琴的钢丝，吊在屠宰场的肉钩上，慢慢地被勒死。整个行刑过程，还被拍成了电影，送回“狼穴”，供希特勒本人“欣赏”。

这种令人发指的残忍，其目的，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肉体消灭。这是一种恶毒的、象征性的报复。因为这些密谋者，大多是普鲁士军事贵族出身，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军人的荣誉。希特勒就是要用这种屠宰牲口的方式，来彻底摧毁他们的人格，践踏他们的尊严，从精神上，彻底抹杀这个阶层存在的意义。

然而，纳粹的报复，还远未结束。他们从故纸堆里，翻出了一个古老的部落法律概念——“株连罪”。

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株连九族”。

希姆莱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赤裸裸地宣布：“叛国者的家族，必须从这片土地上，被连根拔除，直到最后一个成员！”

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被用现代官僚机构那种冷酷的效率，付诸实施的国策。

施陶芬贝格、格德勒、冯·哈塞尔……几乎所有核心密谋者的家庭，都遭到了灭顶之灾。他们的妻子，被送进了集中营；他们的孩子，则被盖世太保从家中带走，送到了一个叫“巴特萨克萨”的特殊儿童之家，集中看管。在这里，他们被强行改掉原来的姓氏，被禁止谈论自己的父母，并被灌输纳粹的思想。纳粹的计划是，等过一段时间，就把这些孩子，交给那些对纳粹无限忠诚的家庭去收养，让他们彻底忘记自己的出身和血脉。

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这场斗争，已经不是政治斗争了，而是一场“生物学”意义上的战争。在他们看来，这些反对者，不是政见不同的人，而是德意志这个“民族共同体”身体里的“癌细胞”和“病毒”。只杀死密谋者本人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叛逆”的基因，可能会通过血缘，遗传给下一代。所以，必须斩草除根，从生物学上，彻底消灭这个“病灶”。

这已经不是政治清洗了，这是一场针对“内部敌人”的、小规模的、逻辑清晰的种族灭绝。

在这场血腥的大清洗中，有两位德国陆军元帅的命运，尤其引人注目。他们的结局，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整个德国高级军官团，那种身居高位，却内心充满矛盾、最终无力回天的深刻悲剧。

第一位，是“摇摆人”——京特·冯·克鲁格元帅。

克鲁格元帅，就是顶替伦德施泰特的西线总司令，也就是在诺曼底前线，直接指挥抵抗盟军登陆的最高将领。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内心极为矛盾的旧普鲁士军官。一方面，他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珍视军人的荣誉，对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下士”和他那帮纳粹党徒的粗鄙和疯狂，打心眼儿里瞧不上。他也清楚地知道，德国的战争机器，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失败。这让他愿意去听一听密谋者们的计划。事实上，巴黎的密谋集团代表，确实也找过他，他也表达了同情。

但另一方面，他又被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誓言，给牢牢地捆住了。发动一场推翻国家元首的政变，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失败的可怕后果，又让他怕得要死。

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摇摆人”。他的态度是：除非你们能百分之百地确认希特勒已经死了，否则，别指望我出手。

在7月20日政变当天，他这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政变在巴黎的彻底失败，错失了控制整个法国的大好时机。

他以为自己很聪明，两头下注，进可攻，退可守。但实际上，他把自己，推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局。他既没有帮政变，又因为知情不报，而深深地卷入了其中。

政变失败后，盖世太保的审讯，很快就挖出了他与密谋者之间的联系。1944年8月17日，一纸命令从“狼穴”发来，解除了他的西线总司令职务，并命令他，立刻返回柏林，“向元首汇报工作”。

克鲁格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张所谓的“传票”，其实就是一张死亡通知书。他无法想象自己，站在希特勒面前，接受他那暴风骤雨般的审问，更无法面对随后弗莱斯勒那个疯子的法庭和肉钩绞刑架的羞辱。

在从法国返回德国的途中，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元帅，做出了他最后的选择。1944年8月19日，他让司机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停车，然后，服下了一颗随身携带的氰化物胶囊，自杀身亡。

他留下了一封写给希特勒的遗书。信中的言辞，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他一边继续表达着对希特勒的“忠诚”，一边又苦苦哀求希特勒，看在德意志民族的份上，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与盟军媾和吧。

但据说希特勒看到这封信后，仅是看了一眼就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位，也是更富悲剧色彩的，是“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元帅。

隆美尔的案子，比克鲁格要复杂得多，也更让希特勒头疼。

因为，隆美尔不是一般的元帅。他是戈培尔的宣传机器，亲手塑造起来的、整个第三帝国最耀眼的军事明星，是德国民众心中不败的“战神”，是“沙漠之狐”。他的声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与希特勒本人媲美。

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你该怎么处置他？

把隆美尔和刺杀阴谋直接联系起来的证据，其实并不充分，大多是一些其他密谋者在酷刑之下，为了自保或减罪而提供的供词。根据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隆美尔确实对希特勒的瞎指挥，和纳粹政权的罪行，感到了彻底的幻灭，也确信战争已经输了。但他更倾向于，带兵逼宫，逮捕希特勒，然后对他进行审判，而不是用炸弹这种方式，去直接刺杀他。

但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隆美尔，不忠诚了。任何形式的不忠，都等同于叛国。

可问题是，你不能公开审判隆美尔。把一个神话般的民族英雄，拉到弗莱斯勒那个疯子的法庭上，去指控他叛国？这会对德国人民的士气和军队的忠诚度，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等于向全世界承认，连我们最伟大的元帅，都起来反对元首了。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