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5章 守望莱茵(第2页)

高层的警告：最令人震惊的是，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的情报主管，肯尼思·斯特朗少将，在12月7日就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明确指出，阿登地区是德军最有可能发动反攻的地点。12月14日，他亲自向布拉德利将军简报了这一情况，但得到的，却是那句后来让他后悔终生的、充满傲慢的回答：“让他们来吧！” 与此同时，巴顿将军麾下那位精明过人的情报主管奥斯卡·科克上校，也早在11月23日就准确判断，德军已经具备了发动大规模反攻的全部能力。

这场情报上的惨败，其根源并非缺少信息，而是缺少正确的“情景构建”。这是一次认知上和制度上的彻底失败。

德军即将崩溃的叙事，在盟军高层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所有与之相悖的证据，要么被直接忽视，要么被强行重新解读，以适应那个已经写好的“胜利剧本”。诺曼底登陆后的一路高歌猛进，催生了一种强烈的“胜利病”——一种坚信敌人已经灯尽油枯、不堪一击的信念。

这种信念，成为了盟军高层情报参谋们的主导分析框架。当那些暗示德军进攻能力的证据出现时——比如大岛浩的电报、第6装甲集团军的组建——它们与这个框架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情报分析师们，以及像布拉德利这样的指挥官，没有选择修正自己的框架，而是选择了扭曲证据。德军的集结，被他们想当然地解读为防御性措施，或者是为了稳定战线的、绝望的挣扎，而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进攻的前奏。这是一个典型的“确认偏误”案例，即有选择地搜寻和解读信息，来支持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

对来自内部情报主管（如斯特朗和科克），以及前线士兵那些最直接警告的漠视，暴露了盟军高层一种危险的、智识上的傲慢。这场情报上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一场想象力的失败。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他们认为已经失败的敌人，还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战斗打响后的最初48小时，是一片混乱的多视角景象。德军的三路大军，如同三支巨大的铁拳，狠狠地砸向了盟军那条薄如蝉翼的防线。

北翼：由赛普·迪特里希指挥的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是此次攻势的绝对主力，其最终目标，直指安特卫普。然而，他们从一开始就踢到了铁板。在埃尔森伯恩山脊，他们遭遇了美军第2和第99步兵师极其顽强的抵抗。这片不起眼的高地，成为了德军装甲洪流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的进攻立刻陷入了泥潭，造成了致命的延误，也让迪特里希气得直跳脚。

中路：由战术娴熟的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指挥的第5装甲集团军，取得了最具戏剧性的初步成功。他的部队如同一把烧红的利刃，轻松切开了美军第106和第28步兵师的防线。部署在施内费尔山区的第106师，即“金狮师”，几乎被完全包围和摧毁。该师的两个步兵团，约7500人，在陷入重围、弹尽粮绝后被迫投降，这成为美国军事史上，除了巴丹死亡行军之外，最惨重的一次单次投降事件。曼陀菲尔的兵锋，直指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南翼：由埃里希·布兰登贝格尔将军指挥的第7集团军，其构成主要是缺乏经验的国民掷弹兵师，几乎没有任何装甲车辆或机动运输工具。他们的任务，是纯粹防御性的：掩护主攻部队那暴露的、长长的南翼，以抵御那个他们知道迟早会来的、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必然会发起的雷霆反击。

从美国大兵的视角来看，尤其是那些倒霉的第28“血桶”师和第106师的士兵，战场上只有纯粹的混乱。目击者的描述，充满了恐慌、建制被打散、军官失去控制，以及向西的绝望溃退。在最初的几天里，德军俘虏了大约1万名美军士兵，缴获了大量的装备和物资。一时间，德军似乎真的要重演1940年的奇迹了。

在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的铁流中，有一支部队，成为了这场战役中最冷酷、也最臭名昭着的象征。它就是由党卫军上校约阿希姆·派普指挥的“派普战斗群”。这支部队，作为党卫军王牌中的王牌——第1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装甲先锋，其推进的路线，是一条由鲜血、暴力和毁灭铺就的道路。

派普战斗群的任务，是像一把尖刀，以最快的速度，夺取列日和于伊之间的马斯河桥梁，为整个集团军后续部队打开通往安特卫普的康庄大道。然而，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比计划晚了超过24小时。为了急于追赶进度，派普无视了预定路线上的重重阻碍，自行决定绕道，并在比利时小镇比林根，意外缴获了一个小型的美军燃料库，这让他暂时松了一口气。

12月17日，在马尔梅迪附近的包涅兹十字路口，派普的部队截住了一支正在转移的美军第285野战炮兵观察营的车队。大约120名装备轻武器的美军士兵，在短暂而无望的交火后投降。

随后，这些美国战俘，被集中在一片白雪皑皑的田野里，遭到了德军士兵用机枪的疯狂扫射。最终，有84名美军战俘被残忍地杀害。幸存者之一，肯尼思·艾伦斯中士，通过装死幸免于难。他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他亲眼看到党卫军士兵在尸体堆中行走，用手枪，对任何仍在呻吟或呼吸的人，冷静地补上一枪。

然而，到了12月19日，奇袭的效果已经荡然无存。美军的抵抗变得异常顽强和凶狠。派普的战斗群，不断遭遇被美军工兵及时炸毁的桥梁和精心设置的路障。尤其是在斯塔沃洛和斯图蒙地区，他们遭到了美军精锐的第30步兵师“老山胡桃”的有力阻击，寸步难行。

派普的推进之路，变成了一部不断累积挫败感的悲剧。他曾对着地图愤怒地抱怨，说这里的地形“只适合自行车队，根本不适合坦克集群”。交通堵塞和那该死的、致命的燃料短缺，像噩梦一样始终困扰着他。

他的前进，最终在比利时的一个小村庄——拉格莱兹，彻底停滞不前。12月24日，在耗尽了最后一滴燃料、打光了大部分弹药，并陷入美军重重包围之后，派普被迫做出了一个令他心如刀绞的绝望决定：他下令，将战斗群所有剩余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包括数辆崭新的、威风凛凛的“虎王”重型坦克，全部就地炸毁。然后，带领着大约800名残兵败将，徒步穿越冰冷的森林，狼狈地逃回了德军的战线。

“派普战斗群”的经历，正是整个阿登攻势失败的完美缩影。它清晰地展示了，最初的战术成功和野蛮行径，是如何最终被后勤的枯竭、美军出人意料的坚韧抵抗，以及无情的地形所抵消的。马尔梅迪惨案的消息，如野火般传遍了整个盟军战线，非但没有摧毁美军的战斗意志，反而激起了他们强烈的、近乎疯狂的复仇心。许多美军部队，都下达了“不接受党卫g军投降”的命令，这使得一场战役，演变成了一场不留情面的、血债血偿的殊死搏斗。

最终，在拉格莱兹，派普下令炸毁他那些代表着第三帝国最高工业水平的装甲巨兽的场景，成为了整个攻势最完美的隐喻：一台强大无比的战争机器，仅仅因为缺乏燃料，就变成了一堆动弹不得的、无能为力的废铁。

为了配合主攻，德军还精心策划了两场旨在盟军后方制造巨大混乱的特种作战。

第一项，是“狮鹫行动”，由那位因成功营救墨索里尼而名声大噪的党卫军传奇突击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领导。这个由希特勒亲自构想的计划，雄心勃勃：派遣一支由讲着一口流利美式英语的德国士兵组成的特种部队，他们将穿着缴获的美军制服，驾驶着漆有白星标志的美军吉普车和坦克，渗透到盟军战线后方，去夺取马斯河上的关键桥梁，下达假命令，倒转路边的路标，制造全面的、系统性的混乱。

然而，“狮鹫行动”的现实，与宏伟的构想，相去甚远。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物资短缺的严重困扰。斯科尔兹内东拼西凑，最终只得到了两辆状况不佳的谢尔曼坦克，以及少量的吉普车和卡车。他甚至不得不将德国自己的豹式坦克，涂上橄榄绿色，再焊上几块钢板，来笨拙地伪装成美军的m10坦克歼击车。更关键的是，他手下那2000多人的特种旅里，只有大约10名士兵，能够讲出不带德国口音的、地道的美式英语。

尽管如此，“狮鹫行动”在战术上虽然惨败，未能夺取任何一座马斯河的桥梁，但在心理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意想不到的成功。它在整个盟军后方，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斯科尔兹内恐慌症”。美军的宪兵在每个路口都设下路障，神经质地盘问每一个过路的人。为了甄别身份，他们会问一些只有美国人才知道答案的刁钻问题，比如“谁是贝蒂·格拉布尔的丈夫？”或者“芝加哥小熊队的二垒手是谁？”。

这种草木皆兵的猜忌，导致了大量的交通堵塞和数起友军误击事件。甚至连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本人也被抓了，一个紧张的宪兵用枪指着问布拉德利：美国女明星贝蒂·格拉布尔的二婚丈夫是谁？一个将军哪能知道这些事啊，结果布拉德利被当成间谍给抓了起来！

第二项特种作战，是“麻雀鹰行动”。这是一次夜间伞降行动，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德·海特上校率领的一支伞兵部队执行，任务是夺取马尔梅迪附近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为派普战斗群开路。这次行动，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在恶劣的天气和盟军高射炮火的干扰下，经验不足的运输机飞行员将伞兵们吹得七零八落，撒遍了方圆几十公里的区域。这支部队从未能有效集结以执行任务，最终只能像小股游击队一样零星作战，很快就被美军肃清了。

德军的这两场特种作战，展现了其对心理战的深刻理解，但在后勤和执行上，却暴露了彻底的失败。他们制造的混乱是真实存在的，但终究只是一个未能影响战役最终结果的插曲。对渗透者的恐惧，远比渗透者本身，更具破坏力。

在德军装甲洪流的冲击下，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比利时小镇——圣维特和巴斯托涅——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决定整个战役走向的关键支点。它们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其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对德军的快速推进、补给输送和兵力调动至关重要。德军那份精确到小时的进攻时间表，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能否在第一时间，迅速拿下这两个地方。

德军的计划，要求在12月17日下午6点之前，必须占领圣维特。然而，这里的防御战，变成了一场混乱但极其英勇的即兴表演，其指挥核心，是美军第7装甲师B战斗群的指挥官，布鲁斯·克拉克准将。

克拉克准将抵达圣维特时，看到的是一片恐慌和崩溃的景象。第106步兵师的残部正潮水般退下来，整个指挥系统已经瘫痪。面对困境，克拉克迅速行动起来，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交通警察，将自己陆续抵达的第7装甲师部队，与被打散的第106师和第28师的残部，强行重新组织起来，围绕着圣维特，构成了一道临时的、马蹄形的防线。

克拉克运用了极富侵略性、灵活性和机动性的防御战术。他深知自己兵力远逊于德军，死守硬拼等于自杀。于是，他不断地调动自己的坦克和坦克歼击车部队，像消防队一样四处救火，精准地打击德军装甲纵队的薄弱环节，然后有序地交替后撤，用宝贵的空间，来换取更宝贵的时间。

正是这种教科书般的延迟作战，使得兵力远超美军的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主力，在圣维特城下，被死死地拖住了整整四天。直到12月21日，克拉克才在蒙哥马利元帅的命令下，率部突出重围。这四天宝贵的时间，对整个战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打乱了德军的节奏，为盟军调动援军赢得了时间。

当曼陀菲尔的装甲部队，恼怒地绕过仍在激战的圣维特时，他们将下一个目标，对准了另一个关键的公路枢纽——巴斯托涅。

就在德军兵临城下之际，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他们将战略预备队中，最精锐的王牌部队——第101空降师“呼啸群鹰”，紧急用卡车车队，从后方一路狂奔，抢在德军合围之前，进驻了巴斯托涅，并与城中已有的部分装甲部队一同，构筑起环形防御阵地。

很快，在亨利希·冯·吕特维茨将军指挥下的德军优势兵力，就将巴斯托涅团团围住，切断了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当时，101空降师的师长马克斯维尔·泰勒少将，正在美国本土开会。部队的指挥权，历史性地落在了师属炮兵指挥官，安东尼·麦考利夫准将的肩上。他对这个关键十字路口的坚守，像一根钉子，死死地钉在了德军前进的路线上，彻底堵死了德军第47装甲军的前进道路，扼住了德军的后勤咽喉，并严重打乱了其整个中路进攻的节奏。

圣维特和巴斯托涅的战斗证明，当指挥得当、士气高昂时，美军士兵完全有能力克服奇袭和数量上的劣势。这两场至关重要的防御战，并非源于某个宏大的战略规划，而是源于小股部队惊人的坚韧不拔，和像布鲁斯·克拉克这样的中层指挥官，在巨大压力下所展现出的、杰出的战术领导力。

德军的闪电战计划，完全依赖于速度和美军抵抗的迅速瓦解。而圣维特和巴斯托涅，就像是德军装甲洪流中的两块巨大而坚硬的顽石。德军指挥官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是绕过它们，但冒着补给线随时被切断的巨大风险；还是停下来，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燃料，去拔除它们。

无论他们怎么选，都输了。在这里损失的每一分钟，都是盟军用来调集增援部队、等待天气最终放晴的宝贵时间。守军在战术上的巨大胜利，直接转化为了攻击者在战略上的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