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甘露之变的血色迷雾与晚唐江湖的恩怨情仇(第3页)

唐文宗吓得浑身发抖，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朕……朕也是被李训、郑注蒙蔽的！他们说……说只是请公公看祥瑞……”“祥瑞？”仇士良冷笑一声，唾沫星子溅在文宗脸上，“这祥瑞是要老奴的命吧！”他甩开文宗的龙袍，转身对身后的宦官吼道：“传我的令！血洗朝堂！凡是跟李训、郑注沾边的，一个不留！”

此时的李训正在宫门外狂奔，他脱下宰相袍，抢了件僧人的袈裟裹在身上，想混出长安城。可刚跑到金光门，就被追兵拦住。他见躲不过，突然扯开嗓子喊：“我是当朝宰相李训！抓我去见仇公公，必有重赏！千万别杀我！”可那些士兵早就得了令，管他是宰相还是和尚，一刀下去，头颅便滚落在地，被挑在枪尖上送往皇宫报功。

郑注在凤翔接到消息时，正带着几百亲兵往长安赶，想接应李训。没等他走出百里地，身边的部将突然反戈——那部将知道仇士良的手段，与其跟着郑注送死，不如拿他的脑袋当“投名状”。夜色里，刀光一闪，郑注还没来得及呼救，头颅已被割下，连夜用匣子装着送到了仇士良面前。仇士良看着匣子里郑注圆睁的双眼，狞笑着往上面啐了口唾沫：“敢跟老奴斗，找死！”

长安城彻底陷入了血雨腥风。仇士良的神策军像一群失控的恶犬，挨家挨户地搜查。只要是李训推荐过的官员、郑注认识的文士，哪怕只是在酒肆里同坐过一桌，都难逃厄运。有个叫王涯的宰相，根本没参与“甘露之变”，正在家睡午觉，突然被破门而入的士兵拖下床。他穿着睡衣，光着脚，拼命挣扎：“我是宰相王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弄错了！”士兵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冷笑：“仇公公说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是不是弄错了，到了地府再跟阎王说去！”

那几日，长安的朱雀大街上，尸体像柴火似的堆着，血流成河，连井水都染红了。百姓们关紧门窗，不敢出门，连哭都得捂着嘴，生怕被士兵听见，惹来杀身之祸。曾经车水马龙的东西两市，如今空无一人，只有乌鸦在房顶上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

这场政变后，朝廷成了仇士良的囊中之物。他把唐文宗软禁在少阳院，门口派了重兵把守，连送水的太监都得是他的心腹。文宗想看书，仇士良就说“老奴怕陛下伤了眼睛”；想召见大臣，仇士良就传话说“陛下龙体欠安，不宜见客”。曾经的九五之尊，活得比囚徒还憋屈。

有天夜里，文宗对着铜镜，看着自己憔悴的脸，突然捂住脸哭了起来：“朕贵为天子，坐拥万里江山，却连个太监都斗不过……朕有何颜面见列祖列宗啊！”他身边的老太监想劝，却只能低下头抹泪。

这样的日子过了五年，唐文宗在抑郁中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他躺在病榻上，气若游丝，嘴里反复念叨着：“甘露……甘露……”那两个字，像一根刺，扎了他一辈子——那场本想诛杀宦官的“甘露祥瑞”，最终却成了断送他帝王尊严的催命符。

仇士良站在殿外，听着里面微弱的呻吟，脸上没有半分悲伤，反而在盘算着该立哪个皇子当新帝，才能让自己的权力更稳固。长安城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少阳院，落在文宗枯瘦的手上，冷得像冰。而这大唐的天，也随着这位皇帝的驾崩，变得更加昏暗了。

四、牛李党争：文人政客的\"相爱相杀\"

这边宦官在宫城里翻云覆雨，那边朝堂上的文官集团也没闲着。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像两拨抢地盘的孩童，从唐宪宗朝吵到唐宣宗朝，整整闹了四十年，把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搅得更浑。这党争哪是什么政见之争，分明是带着私怨的死磕，荒唐起来比市井泼妇骂街还离谱。

牛僧孺出身科举，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最恨的就是李德裕这种靠父荫上位的世家子弟；李德裕则是前朝宰相李吉甫之子，打心底瞧不上牛僧孺那帮“寒门进士”，觉得他们只会舞文弄墨，不懂治国实务。两拨人只要碰面，就像火星撞地球，非争出个高低不可。

有回科举，牛僧孺的门生皇甫湜在考卷里写了句“今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陛下当以雷霆手段整肃”，本是句实话，却被李德裕抓住了把柄。他捧着考卷冲到唐文宗面前，把纸卷拍得啪啪响：“陛下您看！这考生竟敢公然抹黑朝廷，主考官纵容这种狂言，分明是跟牛僧孺一伙的，想动摇国本！必须治罪！”

牛僧孺正在旁边批阅公文，听见这话噌地站起来，紫袍的袖子都带起一阵风：“李德裕你休要胡言！考生直言进谏，本是科举初衷，你这是借题发挥，公报私仇！”两人在金銮殿上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星子溅到彼此的官帽上。牛党官员跟着喊“李党挟私报复”，李党官员立刻回骂“牛党结党营私”，朝堂上像开了锅的沸水，乱成一团。

唐文宗坐在龙椅上，听着叹一声：“朕看这紫宸殿，不如改名叫‘菜市场’得了！吵够了没有？！”可他话音刚落，两党又为“谁先闭嘴”吵了起来，气得文宗抓起案头的玉如意就往地上砸，摔得粉碎，也没能让这闹剧停下。

更荒唐的是，无论国家出台什么政策，两党都得先看是谁提的——只要是对方阵营的主张，哪怕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也非得鸡蛋里挑骨头。李德裕看出藩镇割据已成心腹大患，主张“渐削兵权，改派文臣任刺史”，刚把奏折递上去，牛僧孺就带着一群官员反对：“藩镇将士多是安史旧部，性子刚烈，太严苛必激起叛乱，不如暂且安抚！”

等牛僧孺见百姓赋税太重，提议“减免江淮秋税，以安民心”，李德裕又立刻跳出来反驳：“如今西北边防吃紧，神策军军饷都快发不出来了，国库空虚，拿什么减免？这是只顾眼前，不顾边防！”

他们斗得你死我活，今天牛党把李党官员贬到岭南，明天李党就把牛党门生流放到荒漠；牛僧孺当宰相时，把李德裕主持的边防工事全拆了，说“浪费钱粮”；李德裕复起后，又把牛僧孺推行的减税政策全废了，骂“妇人之仁”。可谁也没真正想过，怎么才能堵住藩镇的窟窿，怎么才能拔掉宦官的毒刺，怎么才能让流离的百姓回到家园。

有回黄河决堤，灾民涌入长安，唐文宗急得彻夜难眠，召两党大臣议事。李德裕说“应派禁军筑堤，再调粮草赈灾”，牛僧孺立刻反驳“禁军是拱卫皇宫的，岂能轻动？”两人又吵了半天，最后竟忘了讨论赈灾方案，只定下“各打五十大板”——派一半禁军去筑堤，发一半粮草去赈灾，结果堤没筑好，粮也不够分，灾民在城外饿死了一大片。

唐文宗晚年对着宰相周墀叹气：“朕问你们，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周墀低着头不敢答，文宗自己苦笑：“怕是等不到了。牛李两党像两块巨石，压得朝廷喘不过气，宦官和藩镇再在外头推一把，这大唐……”他没说下去，只是望着窗外飘落的秋叶，眼神里满是绝望。

这场持续四十年的党争，就像一场漫长的内耗，把朝廷的元气一点点耗尽。牛僧孺和李德裕斗到最后，一个被贬死在循州，一个流放崖州郁郁而终，可他们留下的烂摊子，却再也没人能收拾。长安城的晨钟暮鼓依旧，只是钟声里多了几分末世的悲凉——当文官忙着内斗，宦官忙着专权，藩镇忙着割据，这大唐的气数，也差不多快尽了。

五、晚唐江湖：李商隐的情诗与黄巢的反诗

在这藩镇如狼、宦官似虎、党争成灾的晚唐，文人们的命运就像风中的残烛，明灭不定。李商隐的遭遇，最是道出了那代文人的困窘。他本是牛党元老令狐楚的门生，靠着令狐家的举荐才崭露头角，可后来偏偏娶了李党核心人物王茂元的女儿。这桩婚事，成了他一生的枷锁。

牛党那边骂他“忘恩负义”，说他借着令狐家的梯子爬上墙，转头就投靠了对头；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更是恨他入骨，在朝堂上见了面，连眼皮都懒得抬。可李党也没把他当自家人，总觉得他是“牛党余孽”，处处提防。有回李商隐想给牛党旧友写封慰问信，墨迹刚干，就有李党官员在背后嚼舌根：“看看，这小子果然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

他夹在中间，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想做学问，党争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想当官，两边都把他当异类排挤。苦闷到了极致，只能往诗里钻。他写“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琴柱上绕的哪是丝线，分明是剪不断的愁绪；他叹“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看似说的是逝去的爱情，可那“惘然”二字，藏着多少对人生进退两难的无奈？

有年深秋，李商隐在洛阳的酒肆里喝得酩酊大醉，拉住朋友杜牧的手，哭得像个孩子：“牧之，你说我写了一辈子诗，句句都想写明白人心世道，可到头来，连自己脚下的路都走不明白！这世道，容不下一句真心话，容不下一个想站着做人的文人啊！”杜牧看着他鬓边早生的白发，只能端起酒杯，陪着他一饮而尽——这杯酒里，有同病相怜的苦，更有对乱世的无力。

与李商隐的愁肠百结不同，濮州的盐贩子黄巢，正攥着拳头在江湖上瞪大眼睛。这人本是读过书的，几次赶考都名落孙山，不是文章不好，是考官眼里只有党争派系，哪看得上他这个没背景的草莽？最后一次落榜，他走出长安朱雀门，望着那高高的宫墙，突然觉得满肚子的愤懑要炸开。回到客栈，挥笔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哪是咏菊，分明是向整个大唐宣战的檄文！写完把笔一摔，冷笑一声：“朝廷不要我黄巢，那我就自己打天下！这长安的金銮殿，未必就只能姓李！”

此时的大唐，早已是千疮百孔。甘露之变的血色还凝在宫墙的砖缝里，每逢阴雨天，仿佛能听见冤魂的哭喊；牛李党争的硝烟更浓了，李德裕刚被召回长安，牛僧孺的门生就忙着给江南的藩镇写信，商量着怎么把他再挤走；李商隐们还在诗里哀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黄巢的盐帮已经在黄河两岸招兵买马，刀枪磨得雪亮。

仇士良虽然老了，可他培养的宦官们还把持着神策军，新继位的唐武宗想亲政，还得看他们的脸色；牛李两党斗了四十年，斗死了宰相，斗贬了名臣，却连河朔三镇的赋税都收不上来；而黄巢的反诗，已经随着盐商的马队传遍了大江南北，那些吃不饱饭的流民听见“满城尽带黄金甲”，眼里都冒出了火光。

这大唐的破船，船底早被蛀空，帆也撕成了布条，还在乱世的浪涛里勉强漂着。仇士良的徒子徒孙还能在宫城里嚣张多久？牛李两党会不会斗到同归于尽？黄巢的“黄金甲”，真要披进长安城里来吗？那些还没登场的英雄或枭雄，又会在这晚唐的江湖里，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