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攻破西墙(第3页)

这种环境，系统性地摧-毁了士兵的意志。战斗疲劳、精神崩溃，在这里已经不是新闻，而是常态。许多部队，在失去了大量有经验的老兵和士官后，其战斗意志，也随之瓦解。

许特根森林，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不仅吞噬血肉，更吞噬灵魂的“绞肉机”。

现在，让我们将镜头，从前线那片泥泞、阴暗的森林，拉回到温暖、干燥的后方指挥部。来审视一下，那些将成千上万名士兵，送入许特根这个地狱的决策过程。

这是一场指挥艺术的较量。一方，是僵化、缺乏想象力、且固执己见的美军高层；另一方，则是灵活、狡猾、善于利用地利的德军将领。

美军的指挥链顶端，是第12集团军群司令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他以“士兵的将军”着称，备受士兵们的爱戴。但许多军事历史学家都认为，许特根森林之战，是他辉煌职业生涯中，一个“重大的、不可原谅的失误”。值得注意的是，布拉德利和艾森豪威尔，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都对这场战役，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似乎都有意地，在与这场灾难性的失败，保持距离。

而直接负责这场战役的，是第一集团军司令考特尼·霍奇斯中将。他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将领，是从二等兵，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晋升至上将的，与他那位光芒四射、口无遮拦的同僚乔治·巴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历史对他的评价，充满了争议：他究竟是一位坚韧、沉稳的指挥官？还是一个“缺乏战术想象力”、“难以胜任其职位”的平庸将领？

霍奇斯的指挥风格，深受一战的影响。他对侧翼安全的过度担忧，和对正面强攻的迷信，主导了整场战役的基调。他很少亲临前线，习惯于在后方的地图上指挥战斗，并且以严苛和轻易撤换下属而闻名。这在他手下的那些军长和师长中，营造了一种极度谨慎、甚至可以说是畏惧的氛围。

根据他助手的日记记载，霍奇斯对部队的进展缓慢，感到“明显的不快”。但他，从未质疑过，发动这场进攻本身，是否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种自上而下的、僵化的思维，导致了下级的指挥官，根本不敢提出任何异议，或是替代性的方案。他们只能机械地、麻木地，执行着那些在他们看来，与自杀无异的命令。从而，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瘫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军B集团军群的司令，莫德尔元帅。他是一位真正的防御大师。他深刻地理解许特根森林的地形特点，并将其利用到了极致。他采用灵活的弹性防御战术，巧妙地、交替地，使用他手中那些兵力严重不足的部队——包括那些由老人和孩子组成的、战斗力低下的国民掷弹兵师。并在关键的时刻，投入他手中仅有的一点点装甲预备队，发动精准而致命的反击。

德军的指挥官们，甚至对美军为何如此执着于，在这片森林中发动强攻，感到深深的困惑。一份缴获的德军文件中，明确指出，“在林地作战中，美国人表现得完全不适应”。而德军第七集团军的参谋长，鲁道夫·格斯多夫少将，也始终无法理解，美军为何要在一个完全抵消了其空中和装甲优势的地区，投入如此巨大的、宝贵的兵力。

战后，关于许特根森林之战的争论，从未停止。曾作为连长，亲身参与了这场战役的着名军事历史学家查尔斯·B·麦克唐纳，给出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评价：“这是一场构思错误、基本上毫无结果的战斗。它本可以，也本应该，被避免。”

争议的核心在于：当事实证明，最初那个保护侧翼的目标，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价值时，为什么进攻仍在持续？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当最初那惊人的伤亡数字，传到后方指挥部时，美军高层指挥官们的自尊心和个人前途，已经与这场战役，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此时，承认错误，并停止进攻，变得异常困难。

这便引出了军事行动中，一个经典的、非理性的决策陷阱——“沉没成本谬误”。其逻辑是：因为我们已经投入了太多的生命，来夺取这座该死的山头，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之前的牺牲是徒劳的。我们必须投入更多的生命，来试图换取一个最终的“胜利”，从而为之前所有的损失，来正名。

这种非理性的决策升级，最终导致了数万名士兵，不必要的伤亡。将一场最初的战术失误，活生生地，演变成了一场长达数月的战略悲剧。

随着战役的深入，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正的战略要点，终于慢慢地，浮现在了美军指挥官们的地图上。

许特根森林，其真正的战略价值，并非森林本身，而是隐藏在其深处的、巨大的鲁尔河水坝群。其中最主要的，是施瓦门奥尔大坝。

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事后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明确指出了其巨大的危险性：只要德军还控制着这些水坝，他们就可以随时打开水闸，或者直接用炸药炸毁大坝，“形成一场人为的山洪，冲毁我们在下游辛辛苦苦搭建的所有桥梁，并危及我们在科隆平原上，那些已经渡河的、孤立的桥头堡。”

工程师们的计算表明，一旦施瓦门奥尔大坝被完全摧毁，鲁尔河的水位，将在短时间内暴涨25英尺（约7.6米），形成一道宽度超过1.5英里（约2.4公里）的、无法逾越的洪流。到那时，任何渡河行动，都将化为泡影。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极其关键的战略情报，在战役的初期，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柯林斯将军坦承，无论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第12集团军群，还是第一集团军，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都没有对水坝的威胁，进行过任何充分的地形或情报分析。

这意味着，美军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为了一个错误的目标（占领森林），付出了惨重的、不必要的代价。而这场战斗的、真正的根本原因——确保向莱茵河推进的道路不被洪水切断——直到战役的后期，才成为明确的、首要的任务。

最后的冲锋与阿登的阴影

当水坝被确定为核心目标之后，美军的进攻，变得更加不顾一切，也更加绝望。从11月到次年2月的所有行动，都围绕着夺取水坝而展开。美军的精锐部队，如第2游骑兵营，向着能够俯瞰水坝的关键观察点——400号高地，发起了决死的冲锋。而其他的步兵师，则继续在森林的泥泞与炮火中，艰难地推进，试图从地面上，夺取大坝本身。

这些最后的战斗，与之前的并无二致，同样血腥，同样惨烈。

然而，这场战役，最大的、也是最具历史讽刺意味的一点，在于它的结局。

当美军第一集团军，几乎所有最富经验的精锐师团（第1、第4、第9、第28师等），都在许特根这个巨大的“绞肉机”中，流尽了鲜血，变得筋疲力尽时，德军，正巧妙地利用这片森林，以及其南部、那个被盟军认为是“平静的、适合新兵休整”的阿登地区，作为天然的掩护，秘密地集结着他们最后的、也是最精锐的装甲预备队。

许特根森林之战，不仅严重地削弱了美军的几个王牌师，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完美地，转移了盟军的注意力和宝贵的空中侦察资源。正当盟军在齐格菲防线前付出惨重代价、陷入僵局之时，希特勒发动了他在西线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这场被称为“突出部战役”的行动，是德军一次绝望的赌博，旨在重演1940年的辉煌，分裂盟军，并迫使西方国家接受对其有利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