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2章 锁定远方去采访诺贝尔文学奖故乡

诺奖的标准，谁懂？

——题记

汽车的轮胎碾过北欧清晨的薄雾，车窗外的针叶林像被冻住的绿色浪潮，一直漫到天际线尽头。导航屏上“斯德哥尔摩”的字样逐渐清晰时，我攥着笔记本的手忽然松了些——指节因为一路用力而泛着淡淡的白，此刻终于能舒展地贴在粗糙的纸页上，感受那些提前写下的采访提纲在指尖下微微凸起。这场从中国南方小镇出发，跨越七个时区的采访，终于要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故乡土地上。

出发前的那个深夜，我在书桌前整理行李，台灯的光晕里摊着近十年的诺奖获奖名单。从2012年的莫言到2022年的安妮·埃尔诺，从石黑一雄笔下的移民故事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书中的魔幻现实，每一个名字旁边都密密麻麻记者读者的提问，有的是打印出来的邮件截图，有的是手写的便签：“他们写的故事离我们那么远，为什么能得诺奖？”“诺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文笔好，还是故事深刻？”“我们身边那些写小说的作者，永远没机会靠近这样的奖项吗？”这些问题像细小的灯，一路照亮我辗转机场、车站的漂泊路——在广州白云机场等转机时，我对着登机口的玻璃幕墙反复默念；在法兰克福机场换乘火车时，我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发呆；甚至在斯德哥尔摩机场取行李时，还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名单，生怕这些疑问被落在陌生的异国他乡。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采访诺奖故乡”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它更像一场寻找答案的旅程，一端连着遥远的斯德哥尔摩，另一端连着中国无数个基层作者的书桌——那些在邮局里写小镇故事的人，在医院里记病房日常的人，在田埂上写庄稼生长的人，他们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的文字能和诺奖产生关联，但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坚持，恰恰是我此行最该带回的答案。

抵达斯德哥尔摩的第一站，不是庄严的皇家科学院，也不是游人如织的诺贝尔博物馆，而是老城区一条窄巷里的二手书店。巷子很静，只有偶尔驶过的自行车铃响，阳光穿过巷子上方交错的电线，在石板路上投下细碎的影子。书店的木门上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用瑞典语和英语写着“时光之书”，推开门时，门轴发出“吱呀”一声轻响，像是在跟过往的岁月打招呼。

店里的空气里混着旧书的油墨香和木质书架的味道，暖黄色的灯光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把每一本书都照得温柔。木质书架几乎顶到天花板，上面摆着许多诺奖得主的初版作品，有的书脊已经磨损，露出里面的牛皮纸，有的书页间夹着泛黄的便签，有的是读者的批注，有的是书店老板手写的推荐语。老板是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戴着圆框眼镜，正坐在收银台后翻一本厚厚的诗集，听见动静抬头看我，眼里立刻露出笑意。

听说我来自中国，老人放下书，从收银台后走出来，脚步有些慢，却很稳。他绕到书架的最里面，踮起脚从顶层抽出一本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书的封面已经有些卷边，却被保存得很干净。他翻开扉页，指着上面贴着的一张褪色照片说：“这是2012年莫言获奖时，我们书店举办读者交流会的场景。”照片里的人挤在小小的书店里，有人举着酒杯，有人捧着书，脸上的笑意和此刻老人脸上的一模一样。“那天来了很多人，有读过莫言作品的，也有没读过的，大家都想知道，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能让全世界看见。”老人的英语不太流利，每说一句话都要顿一顿，却格外认真，“后来我们进了很多本《红高粱家族》，慢慢的，有人在书里夹便签，说读的时候好像能闻到山东的泥土味，能看见风吹过高粱地的样子——你看，这就是文学的魔力，它能把那么远的地方，拉到你眼前。”

我接过那本书，指尖拂过照片里人们的笑脸，忽然想起出发前见过的基层作者老周。老周在南方小镇的邮局工作，今年五十八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却还保持着手写稿子的习惯。他的书桌就在邮局的休息室里，靠窗的位置，上面摆着一摞摞稿纸，有的写满了字，有的只写了开头，旁边还放着一个旧茶杯，杯壁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