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2章 锁定远方去采访诺贝尔文学奖故乡(第2页)

老周写了三十年短篇，笔下全是小镇居民的生活：张婶的裁缝铺里，缝纫机“哒哒”响着，缝补着小镇人的日子；李叔的修车摊前，总是围着一群孩子，听他讲年轻时跑运输的故事；夏天的傍晚，孩子们在河边捡贝壳，把笑声丢在水里，跟着波浪漂很远。去年他的文集《小镇记事》出版，印数只有一千册，还是出版社的朋友帮忙争取的。书出来那天，老周抱着书去镇上的各个角落送，给张婶送一本，给李叔送一本，给河边捡贝壳的孩子们每人送一本。

后来我去小镇采访他，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镇记事》给我，书里夹着好多张老照片，有的是张婶裁缝铺的样子，有的是孩子们在河边的合影。“我写的都是身边的事，没想过能出版，”老周摸着书的封面，眼里闪着光，“但每次有人跟我说‘这写的就是我家的事’，我就觉得值了。有次张婶拿着书来邮局，跟我说‘你把我年轻时做衣服的样子写下来了，我家闺女都没见过呢’，那天我高兴了好几天。”

那时我还没把老周的写作和诺奖得主的创作联系起来，可在斯德哥尔摩的二手书店里，听着老人的话，摸着《红高粱家族》里的照片，忽然明白——老周笔下的小镇和莫言笔下的高粱地，其实藏着同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华丽的辞藻，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用具体的人和事，连接起不同人的生命体验。就像老周的文字能让张婶想起年轻时的自己，莫言的文字能让瑞典的读者闻到山东的泥土味，这种“连接”，或许就是文学最本质的意义。

离开二手书店时，老人把那本《红高粱家族》送给了我，还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好的文字，是跨越山海的桥。”我抱着书走在窄巷里，阳光刚好照在书的封面上，“红高粱”三个字像是活了过来，在我眼前晃出一片火红的高粱地，也晃出南方小镇的河边，孩子们捡贝壳的笑脸。

第二天，我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地——瑞典学院。学院坐落在斯德哥尔摩老城区的中心，是一座白色的建筑，门口有两座石狮子，看起来庄重又安静。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是位中年女士，名叫卡琳，她穿着一身深色西装，说话温和却很有力量。她带我走进学院的会议室，推开门的瞬间，我忽然屏住了呼吸——会议室很大，中间摆着一张长长的木质长桌，周围放着十几把椅子，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桌子上投下斑斓的光斑，像撒了一把彩色的宝石。桌子上摆着历年的诺奖获奖证书，每一份证书的设计都不一样，有的印着获奖者的手稿，有的画着他们笔下的场景，有的则是简单的线条，却透着满满的诚意。

卡琳指着那些证书说：“每年九月到次年十月，评委们都会在这里讨论获奖人选。很多人以为我们会争论‘这部作品够不够深刻’‘文笔够不够华丽’，其实不是的。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它能不能让更多人听见那些被忽略的声音’。”她拿起一份安妮·埃尔诺的获奖证书，证书上画着一个女人在厨房做饭的场景，很普通，却很温暖。“安妮·埃尔诺写自己的母亲，写工人阶级的生活，那些琐碎的、真实的细节，比如母亲在厨房里擦桌子的样子，比如一家人吃饭时的对话，很多人看了之后说‘这写的就是我的母亲’‘这就是我的生活’。”卡琳的眼神很亮，“诺奖从来不是给‘最好’的作家，因为‘最好’没有标准。它是给那些能让不同地方、不同身份的人，在文字里找到共鸣的作家——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我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看着桌子上的证书，听着卡琳的话，忽然想起旅途中遇到的另一位基层作者小林。小林是位90后护士，在南方一座城市的儿科医院工作，轮班的间隙，她总喜欢把手机拿出来，在备忘录里写病房里的故事。她写患白血病的小女孩朵朵，每天早上都会偷偷给玩偶打针，说“要让玩偶先好起来，这样我也能快点好”；她写陪孩子治病的奶奶，每天晚上都会在走廊里偷偷抹眼泪，却从不在孩子面前哭；她写医生和护士熬夜抢救病人后，坐在护士站里吃凉掉的盒饭，互相打气说“明天会更好”。